近期，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热映，银幕上那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，承载了海外游子对故土亲人的无尽思念。“这个侨批啊，我是很熟悉的。”观看影片时，南通老归侨徐筑一眼就认出了那些泛黄信笺的分量，“这不仅仅是信，更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华侨华人用血泪写就的家国史。”

闽南语里，“信”读作“批”，附上钱邮回国，便是“侨批”。

90岁高龄的徐筑思路清晰、声音清朗。他翻出家中珍藏的老物件，那些泛黄的信件、照片、手稿，每一件都是一段尘封的记忆。

时间回溯到90年前。1937年11月，徐筑出生在新加坡。那一年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他的父亲徐天从因宣传抗日遭到日本间谍和军阀威胁，被迫携妻南渡。

徐筑的童年记忆里，战争像驱赶牛羊一样驱赶着他们一家。新加坡沦陷，他们逃到印尼雅加达，日军又来了，父亲拒绝出任汉奸报纸《共荣报》主编，一家人躲进深山，住在茅草屋里听野兽嚎叫……颠沛流离中，徐筑度过了小学前的时光。

1947年，11岁的徐筑随父母回到祖国。此后，他学医、从医，在海安曲塘卫生所成为当地第一个正规医学院校毕业生，带领血防组在十二个乡开展血吸虫病防治。

1987年，一次偶然的船上闲聊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时任县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得知他的归侨身份后，力邀他担任刚成立的海安县侨联主席。“过去归侨受歧视，现在改革开放了，正是你们为侨务事业奋斗的好时候。”一句话，让徐筑脱下了心爱的白大褂，开启了人生的下半场。

在侨联，徐筑做的第一件大事，是促成了海安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落户。1989年，当许多海外华侨对回国投资持观望态度时，徐筑的朋友、加拿大华人葛琪毅然将投资款汇到海安。“我之毅然作此决定，是出于一片爱国之心，同时也是因为我们的友谊。”葛琪在信中写道。这封信，徐筑珍藏至今。

1997年退休后，徐筑更忙了，每年都要自费出国一两次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侨史抢救与文化传承中。2005年，南通决定建立华侨博物馆后，徐筑义不容辞扛起了征集文物的重任。他三次自费赴印尼，拖着行李箱穿梭在雅加达、棉兰、巴亚公务的大街小巷，挨家挨户拜访老校友、老侨领。有一次带回的文物太多，光行李费就花了几千美元。

“我父亲那一辈在印尼做老师的，有七个是南通人。”徐筑说，这些南通华侨大多受过高等教育，有的毕业于金陵大学，有的毕业于大夏大学（华东师范大学前身），坚持在异国他乡教华侨孩子中文。他们用过的《辞源》，批改过的作业本，在徐筑眼中，都是无价之宝。

当年华侨教师用过的毛笔、印章，泛黄的校刊和手稿，印尼泗水华裔捐赠的六代祖传玉石……如今南通华侨博物馆里一半以上的文物，都是徐筑一点点背回来的。

《海安华侨史话》《南通老归侨口述史》《江苏华侨华人史》《归国华侨史料图书》……这些年，徐筑参与编写了90余本侨史著作，成为全国侨史整理的第一批先行者。在印尼苏门答腊，他还参与建立郁达夫纪念馆，让这位抗日文化烈士的精神永垂不朽。

“本来想90岁以后就不做了，现在看来还不行。”不久前，徐筑联络印尼“钢铁大王”苏用发来南通考察，积极推动两地企业开展合作。

徐筑还在不停地收集、整理、联络、奔走。他说自己一生平凡，并无多少建树。可那一箱箱从印尼背回来的史料，那九十多本参与编写的侨史著作，那一座座他亲手推动建成的纪念馆，分明在诉说着一件事——有些人的一生，本身就是一封写不完的“侨批”。